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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这背后的产业链到底是什么样的？
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曾在北京不同小区承包近10个垃圾站的钱三友是河北廊坊人，十几岁就做垃圾处理工。他说，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清上园垃圾站里一片狼藉，两个男人都去小区运垃圾。剩下的3个女人，身边放着一堆工具和几个白色橡胶桶。
“里面有好多铜和铝，值2万多元呢。”一个女人说。
作为这个垃圾站的承包者，钱三友说，这种生意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四川小老板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区和大厦的垃圾处理业务。
正如通常模式，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
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正好装满一箱——体积略大于QQ车一类的微型轿车。钱三友不愿说承包这个垃圾站，小区付给他多少钱。而被清理过的“无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环卫部门都会按时派人来收垃圾、收钱，然后进入他们的处理流程。
听见钱三友抱怨城管的作为，刚刚踏进垃圾楼的小区物业主管接过话茬：“还不是你们垃圾楼的规格没达到人家的水准？”
现在，根据海淀区创建文明城区的要求，除了干净、清洁，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这门生意的关键——如果不能把垃圾摊在地面上，分拣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钱三友的下家将无利可图，而这个垃圾站生意链就难以持续。
小区不仅要支付给环卫部门运走垃圾的费用，还要负担这样一个标准垃圾站的运行费用。按照钱三友的说法，小区把垃圾站包给他，更“省钱”。
院子里的细致分工
在2014年春夏启动拆迁前，位于京北的东小口镇，算得上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这里有数万流动人口聚集，多半来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阳。
马路一侧，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着牌子，写着“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料”。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露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
作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没有门，用帘子隔开外面的世界。门口铁丝上晾着衣物，加上散乱一地让人无处下脚的垃圾、大秤和三轮推车，组成了这些老板们生活的标配。
官方统计，该镇共有回收市场、规模出租大院28个，共占地2162亩。
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钢材。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那里被拆迁，他迁到四环，又被拆迁，“现在到北五环了，没想到还要拆迁。”
据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迁工地“有关系”，所以能够得到“原料”。经过简单的分装和处理后，河北、天津的厂家会直接派车来拉走。
他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润很低，所以他家开不起好车，对面一家比他们早来，现在“都开奥迪了”。
像他这样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约1万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专门经营塑料回收的店里，王姓老板解释了塑料饮料瓶在东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种类的瓶子，分好类，将其中的塑料饮料瓶转手给东小口另一个院子。
在这个专门处理塑料饮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类，然后被粉碎，再转手。
第三个院子的任务是，将这堆材料用盐水清洗干净，再加工成绿豆大小的颗粒。来自江苏、浙江、河北等地的厂家会拉走这些原料。
“大多数布料都是用可乐瓶子做的，可乐瓶子拉丝特别长。很多瓶子在东小口自己就能处理，但这不是一家能干的事情，得好几家互相配合。”王老板说。
他说，瓶子的分类有十几种，玻璃酒瓶子还会再被分为五六种。
分类标准主要是用途，质量不错、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会被酒厂带走。质量不好的则被拉去高温处理再加工为玻璃，“分得特别细”。
一名姓高的小伙子，称自己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购来的废品分好类，装到三轮自行车上，拉到东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卖点铁、电器赚钱，纸壳、瓶子都不赚钱。纸壳我们收是5角一公斤，来这交7角5。500毫升的塑料瓶我们收8分，在这里卖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赚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