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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年初围绕吴英此起彼伏的“刀下留人”呐喊，反映的是百姓对于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社会公平、死刑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那么“案中案”里吴英从被告位置换坐到原告，法院仅用三天就确认了对吴英合法财产的保护，实在令人欣喜。这种欣喜缘于对一个基本常识的回归——经济罪犯的合法经济利益应和其他人的合法经济利益得到同等保护。但即便是这样的常识，在当下却很难得到司法机关的恪守和公众的足够认知。
无论是公众在年初时针对“吴英案”的种种争论，还是今天梳理“案中案”的得失，都有助于在中国重拾与财富有关的几个常识。
案件回放：吴英“案中案”
2006年12月28日，毕健以本色集团名义向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起诉胡滋仁、刘贤富，称本色集团以3430万元卖给两人的14处房产价值上亿元，两人尚欠尾款210万元和280万元未付。并提交了本色集团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而作为本色集团法定代表人的吴英成为了原告。
2012年10月27日，浙江金华中院审理两起吴英“案中案”时，吴英在庭上强调，自己并不认识也没见过被告胡滋仁和刘贤富及委托代理人毕健，更没有委托毕健起诉，吴英“被原告”。吴英表示，毕健、胡滋仁和刘贤富的做法是编造案情，以期通过合法的法律诉讼途径由司法机关来确定这14处房产的产权归属，从而侵占其房产。
2012年10月29日，浙江金华中院作出裁定，以毕健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得到本色集团委托授权为由，驳回毕健的起诉。至此，这一“侵占吴英房产”的行为得到制止。
常识一：追求财富是人的基本权利
“财富增长”的合法性尽管早已从政策层面进行了宣示，但仍然停留在大政策上，无法得到具体法律更为明确、及时的保护。而国人还有一个极其普遍的心态一既渴求自身财富的增长，却又将自己无法辨别或智力所不及的财富增长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上非法的烙印。“吴英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围绕当年“吴英案”罪与非罪的争论，最初缘于她短短数年从白手起家到亿万富豪的聚集财富速度。“既然我做不到，那她一定违法。”在这种逻辑下按图索骥，吴英的千错万错被归于到高利贷上，而在刑法中，唯一能匹配其财富增长速度的就是“集资诈骗罪”。
随后发生的事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吴英案”二审维持“斩立决”刚刚结束一个月，最高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合法民间借贷。这无疑承认了吴英是法律落后于实践的“先烈”。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敢将实践领先于制度的生意人，有不少和吴英一样落入“被螃蟹吃”的悲剧，如年广九的“资本家复辟”，温州“八大王”的投机倒把。中国几乎用了十年才得到常识般的基本共识：追求财富是人的基本权利，获得财富是光荣的。然而这个常识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每隔几年就会受到政治性歧视和间歇性的整顿打击，一如吴英。
常识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在人人皆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之后，浮出水面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私有财产能否得到保护？
“吴英案”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她的财产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合法财产应该得到保护，非法财产应该剥夺，可问题是，私有财产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有没有发生转化，谁能界定？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不久之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便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提案，认为应该取消“合法的”三个字，国家应该保护所有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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