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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广天地]斗蟋的选养与竞斗(20130623)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从古到今不知多少名人志士，将斗蟋蟀视为平生一大爱好，但是由于环境和人为的因素，斗蟋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人们就奇思妙想，研究出了人工养殖蟋蟀这一技术。本片开始将为观众朋友们讲解斗蟋蟀的生物学特性；然后是养殖场的建设，随后就是雌 雄虫的选择与饲养，接着就是斗蟋的产卵、孵化，最后还给观众朋友们讲解了一到四龄若虫的饲养技术。
蟋蟀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过度捕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现代农业过量使用杀虫剂以及除草剂对蟋蟀的威胁。
宁阳蟋蟀多生于玉米地，玉米种子在播入地下时掺入了大量防虫农药。在蟋蟀卵孵化时，正好赶上农民打杀虫农药，这种农药只要蟋蟀的幼虫粘上一点点，就足以致死。蟋蟀成长过程中还会碰到农民喷打除草剂情形，大大降低了蟋蟀幼虫成活率。另外农药的使用还大大降低了蟋蟀的质量，产生了不少变异蟋蟀。
随着害虫对农药的抵抗性越来越强，农作物对于农药的使用要求也越来越高。可以说，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杀死蟋蟀的“帮凶”。这便是蟋蟀与现代农业间的博弈，而蟋蟀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牺牲品，只能在这场博弈中败下阵来。
蟋蟀作为一种昆虫，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但却可以研发由蟋蟀衍生的文化产品，如蟋蟀T恤、富有特色的“文化蟋蟀罐”；加工制作蟋蟀“琥珀”工艺品，不但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而且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推向市场。另外还可以尝试研究开发蟋蟀餐饮业，建立蟋蟀产业合作社，多渠道推动蟋蟀产业的多元化、规模化经营。
蟋蟀入诗中外相同,但斗蟋蟀却是中国人的专利。小小蟋蟀本是最微贱不过的凡虫,却也有“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显赫历史。蟋蟀入宫最早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说唐宫妃嫔,每到秋天,“竞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但此时全国流行斗鸡,尚不斗蟋。南宋是斗蟋蟀最著名的年代,一代权相贾似道(1213—1275年)酷爱斗蟋,竟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书中阐述了蟋蟀在斗性上的差异,记述了蟋蟀喂养调理的要点,详细介绍了如何合理运用雌虫来增强雄虫斗性、各种蟋蟀外伤内疾的治疗,以及选盆用器的要领,甚至还记述了体外寄生的螨类对蟋蟀斗性的影响等等。贾似道对昆虫学倒是贡献不小,可是在陆游(1125～1210年)嘱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时代,贾氏却在研究蟋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当蒙古破樊襄时,贾尚与群妾据地斗蟋蟀,置边递不闻也。”让这样的佞臣执掌朝政,南宋哪有不亡的道理!
俗语道:玩虫一秋,玩盆一世。投资蟋蟀用具,可以获得惊人的回报:曾在2003年以18万元成交的明代宣德“青花鹰雁纹蟋蟀罐”,在2004年秋拍中窜升至200万元,短短一年间升值10余倍。
蟋蟀的用具很多,包括:罐、过笼、水槽、水牌、探筒、饭板、水匙、饭匙、虫罩、毫戥称、绒球、铃房等。其中的特色用具最具有收藏价值。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斗蟋蟀的活动。《诗经》中多次写到蟋蟀；唐代以后，吟咏蟋蟀的诗词歌赋、以蟋蟀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逐渐增多；宋代顾文荐的《负暄杂录》首记斗蟋蟀之戏，称其始于唐代天宝年间。玩斗蟋蟀，开始为宫廷之乐，以后传于民间，一时成为风雅之士的乐事。北宋的苏东坡，元朝的倪云林，都有养斗蟋蟀的篇章记载。更有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和明代“蟋蟀皇帝”朱瞻基，贾似道还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到今天，玩蟋蟀早已成为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甚至形成了一门完整的“中国蟋蟀学”。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和对蟋蟀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蟋蟀身价也与日俱增，今年一只上好的蟋蟀预计能卖到十余万元人民币。而爱屋及乌的情结又让人们对蟋蟀“爱巢”的选择也攀升档次，纵观蟋蟀用具市场，小到几百元，大到上万元的商品琳琅满目、古色古香，令人喜爱。在拍卖会上，一只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鹰雁纹蟋蟀罐，竟以200万元的价格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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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今，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崇尚于把玩各种各样的新奇物件，像蟋蟀这样的昆虫也进入了百姓们玩的视线。玩蟋蟀人，社会上通常把这一群体称为“虫友”。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每天会有不少虫友前往花鸟鱼虫市场争相挑选自己喜欢的精品蟋蟀。年近六旬的虫友老陈，不仅自己喜欢把玩斗蟋蟀，而且还从事蟋蟀买卖。今年老陈又在虫友界赶了个场，赚了不少“蟋蟀钱”。
收蟋蟀辗转山东
老陈从不在当地的花乌鱼虫市场设置固定摊位，而是依靠临时摊位打游击。早在去年8月上句，老陈就冒着高温坐火车前往山东收购蟋蟀。本地的蟋蟀几乎已销声匿迹，来自安徽的蟋蟀的身子骨也不是特别硬朗，只有山东蟋蟀在养虫界是最英勇善斗的。熟悉昆虫的人都知道，蟋蟀的鸣叫声响亮还在其次，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好斗。老陈赶到山东兖州之后，又转车到了宁阳、曲阜等地，迅速融入了大批蟋蟀商中间。当地农村有很多农民都将农合改为了临时旅馆，专门出租给蟋蟀商，每天的租金多为5～10元，三四个人一间房，村庄里大小农舍旅馆几乎被挤爆了。据老陈介绍，贩卖蟋蟀所带动起来的产业在宁阳、曲阜等地每年可带来4亿多元的收入，称得上是低成本高利润。
当地农村都有农民自发组成的露天蟋蟀交易市场，农民们大多把自己家里的桌子、板凳拿出来排成一列，各类大小蟋蟀任凭外地商人挑选。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蟋蟀，老陈他们必须擦亮眼睛，细心去辨别蟋蟀的体能特征。
通常来讲，雌蟋蟀是不好斗的，将大量雌蟋蟀放在一起，它们永远都是亲如一家，直到生命结束。雄蟋蟀才能进入老陈他们的视野。老陈般选择外表颜色较深的蟋蟀，光线照射下油然发亮，而且蟋蟀的尾部不要太尖，否则斗起来没有力度。
目标是野生优良蟋蟀
老陈身边的不少外地客商都是一次性批量收购几十只价格2～10元的普通蟋蟀，但是老陈没有立刻出手。他侥幸遇到了当地一个捕蟀能手，并且从他手中看到40只上品蟋蟀。这些蟋蟀外表非常健壮，争斗起来互不相让，甚至很难分出胜负。老陈认为能遇到这么好的资源确实难得，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以1.2万元的价格悉数买下40只蟋蟀。在卖主看来，自己偶然捕捉到的野生蟋蟀每只能卖300元已经算是不错了。
老陈这次收购的蟋蟀还算不上顶尖级品种。江浙人目前在斗蟋蟀的活动中还有些保守，一只蟋蟀售价上千元就已经算是高价了。而在比江浙等地更发达的北京、上海，有些买家就算碰到价格上万元一只的蟋蟀也会毫不犹豫地倾囊笑纳。所以，江浙一带的蟋蟀市场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
40只蟋蟀：争赚6万元
老陈这次带到山东的2万元费用最后所剩无几。除了在曲阜收购了40只蟋蟀之外，他辗转宁阳、宁津等地的农村却并没有收到让他满意的蟋蟀。不过他心里还是挺踏实，因为他相信手头的蟋蟀足以卖出好价钱。果然，他在家乡市场摆了几天临时摊位，这40只蟋蟀就分两次卖给了两位颇为识货的苏南虫友。尽管蟋蟀一般活不过冬天，但是两位苏南客商估计这样的良种蟋蟀养到立冬之后应该没问题。
40只蟋蟀共计售价8万元，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将近2万元的成本换来6万多元的利润，相当于位普通白领1年的薪水，对于老陈而言的确值得。只要蟋蟀不绝种，他以后还会从事这样的跨省买卖。
编辑／李林平
蟋蟀之都——家门口的古文化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一班 黄丹丹
摘要：蟋蟀俗称蛐蛐，我的家乡泗店镇是蟋蟀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产出的蟋蟀个儿大好斗，吸引了无数蟋蟀爱好者前来买卖。蟋蟀文化带动了古镇周围经济的发展，在县、镇政府的引导下，蟋蟀产业将更科学有序的持续发展下去。
2013年7月31号，三下乡队伍“小视角”正式开始了题为《蟋蟀之都——家门口的古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家乡是泰安市宁阳县泗店镇的十里铺 ，而宁阳县泗店镇是中华蟋蟀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江北第一虫”的美誉，下面就让我带着大家领略一下蟋蟀的魅力吧。
一、宁阳蟋蟀，自古有名
想要了解宁阳蟋蟀，就要从几千年前说起了。宁阳蟋蟀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25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在堂，十月入我床下”的记载。宁阳蟋蟀闻名遐迩，以泗店镇产蟋蟀最为著名，历代被奉为皇宫贡品。斗蟋之事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斗蟋名著《功虫录》中曾有宁阳斗蟋黄麻头战败上海梅花翅而获得“赐宫花披红巡各殿”且献蟋者朱钲抚获赐赤金百两的记载。近年来，宁阳蟋蟀也是将帅辈出，捷报频传。1984年天津蟋蟀友谊赛上，宁阳蟋蟀力挫群雄，夺冠称王；1989年上海蟋蟀大赛上，蟋界元老火光汉先生从宁阳收购的蟋蟀紫黄在竞斗中共胜8场，红黄竞斗6场，全胜；1992年上海与天津对搞赛上，沪方出场的全是宁阳斗蟋，结果以10:0轻取对方···每年全国蟋蟀友谊大赛上，宁阳蟋蟀也是屡战屡胜,可谓是“宁阳蟋蟀甲天下”啊。
二、水土好，虫才好
蟋蟀的好坏要从它的身形、头、牙以及色等几方面来判断，好的水土才能养
出好的蟋蟀。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得知，著名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蟋蟀协会主席吴继传教授曾不远万里，数十次到宁阳考察研究宁阳蟋蟀好斗的原因，确认宁阳县特别是泗店镇属钙质褐土区，酸碱适度；地下水资源丰富，宁阳沟、光河、赵玉河横贯南北，气候适宜，湿度相当；土地肥沃，五谷齐全，食料众多，营养丰富；更有北依东岳泰山之大气，南接孔子故里曲阜之灵气，西望水泊梁山之豪气，东纳神童山之神气，如此诸多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宁阳县尤其泗店镇、乡饮乡等成为名虫生息、繁衍、养成的风水宝地，成为北方最大的蟋蟀市场，港澳报章称之为“蟋蟀王国”、“蟋蟀之乡”，英国《独立报》则誉为“斗蟋圣地”。
三、蟋蟀文化，带动经济发展
宁阳的蟋蟀个儿大好斗，引来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香港、澳门，甚至是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内外蟋蟀爱好者齐聚宁阳。不算很大的泗店蟋蟀市场，每年吸引的交易者达到十万之多，买卖摊点更是数不胜数，年成交蟋蟀近亿只。一般的捕手在长达一个月左右的蟋蟀季节可收入三千元，个别则能达到上万元之多。泗店大街上的饭店、宾馆也是越来越多，镇周围的乡村居民也有不少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租给外地客商。据统计，仅租赁户就有一百七十余家，床位两千五百多个。不得不说蟋蟀产业带动了泗店镇乃至宁阳县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宁阳县委、县政府对蟋蟀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高度重视，成立了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引导开发蟋蟀市场。为了弘扬中国蟋蟀文化，宁阳县定于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举办“中华蟋蟀友谊大赛”。宁阳因蟋蟀而闻名，也因蟋蟀变富有了。
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8月20日早上5点多，妈妈就喊我起床说我应该去泗店蟋蟀市场上看看，我想想也是，就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跟着妈妈去泗店卖蛐蛐。
初秋的早上都有点凉了，刚走到的时候人还不是太多，但没过半个小时街上就人山人海了。收蟋蟀的人也都来自五湖四海的，说着一口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不过这都不会影响正常沟通。他们千里迢迢的赶来泗店这个小地方目的很简单也很明显，就是买一只好蛐蛐，回去斗，可能赢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输，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都非常谨慎，一个看上眼的蛐蛐要反复端详好久才会买下，要看它的大小身形，颜色，还有牙的好坏和大小。在市场逛了一圈，看着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为蛐蛐奔波，无论是对于卖蛐蛐的还是买蛐蛐的，那一个个小小的蛐蛐罐里的小生物都承载着他们的希望。突然发现蟋蟀好神奇啊，它竟让人们痴迷到如此地步，一只蟋蟀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蟋蟀的魅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大。
想想我生活在这蟋蟀古镇二十多年了，也和蟋蟀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不过都是帮妈妈卖蛐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自己亲身体会逮蛐蛐的乐趣了，所以打算趁着这次实践重温一下小时候逮蛐蛐的感觉。
在我们家，妈妈是每年都会逮蛐蛐的，所以家里的逮蛐蛐工具一件都不少。首先是锤罐，过程很简单，把不干也不太湿的土放入蛐蛐罐中，我们都习惯用光河沿岸的土锤罐，因为那里的土有的发黄有的发红，衬托出来蛐蛐的颜色很好看，接着用锤罐的锤子把土锤平锤实，盖上盖子，扎上皮筋，这样蛐蛐罐就准备好了。
然后就是武装自己了，因为要去玉米地里逮蛐蛐，所以必须要武装好自己：穿好长裤长褂，换上布鞋，再带上帽子。口袋里装上两个准备好的罐，不够的话
河南延津 五六万人夜间捉蟋蟀 最贵蟋蟀一只近2万
注:蟋蟀亦称“促织”、“蛐蛐儿”。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触角比体躯为长，雄性善鸣，好斗。【宁阳捉蟋蟀】
记者任磊 实习生董超雯 文图
引言| 提起延津，许多人会联想起“延津小麦”，可在全国斗蟋蟀的虫友圈里，“延津蟋蟀”却渐渐叫响，甚至还成了“名牌”。立秋至白露是延津蟋蟀交易的旺季，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上万名“蟋友”。
小小蟋蟀搅动了一个县，五六万男女老少齐上阵，过起了白天睡觉、夜里“捉虫”的特殊日子。一只蟋蟀少则三五元，多则上百元，若运气好了碰到极品则能卖到千元万元以上。今年市场上，更是有农民抓的蟋蟀卖出了1.27万元的高价！
不仅如此，小蟋蟀还带动了延津县餐饮、住宿、出租等行业的发展，每年能给延津农民增收一亿多元。
田野变作不夜城，村民夜晚抓虫、卖虫忙
9月2日一大早，记者来到延津县僧固乡德士村蟋蟀交易市场。只见公路边停着许多外地车辆，客商们的摊位沿马路两边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边，摊前不断有农民拿着蟋蟀询问价格，整个市场熙熙攘攘。
该县蟋蟀民俗文化协会会长王秋国告诉记者，每年八、九月份，延津县130多个村子70%以上的农户组成浩浩荡荡的捕捉蟋蟀大军，就连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返乡加入其中。目前，延津县已有13个蟋蟀交易市场，分早市和夜市。
记者在该县石婆固乡老仪门村，见识了夜市的红火和热闹。
晚上9点，村子的街道上一片灯火辉煌，路边的空地上一张张小桌一字排开。农妇吴大姐在自家门前高高低低摆了二十张桌子，每个桌子上吊着一个明亮的节能灯。“大桌一晚上收20块，小饭桌收10块。昨儿晚上除了出租桌椅挣了250块钱外，我还介绍一个村民卖给上海老板一只好蛐蛐，挣了200元中介费。”吴大姐高兴地说。
说话间，下地捉蟋蟀的村民陆续回来了。远远望去，一个个小光点在马路上列成长长的一队，煞是壮观。走近一看，村民们几乎都是统一的装扮，头戴矿灯、身披雨衣、脚蹬胶靴。顾不上拂掉身上的草叶，他们赶忙到客商那里去“验货”。
上海客商从老仪门村村民袁嘉慧手里接过竹筒，去掉一头塞着的棉花，小心翼翼地把蟋蟀倒进手里，然后用小网兜扣在手心观看了半天。最后，客商相中了其中的两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80元卖掉了两只。
“俺两口平时在外打工，这时候就回村逮蛐蛐，有9年了。刚开始几年每年卖蛐蛐能挣5000多，这几年技术好了，逮的蟋蟀质量高了，一月能收入9000多，打工一人一个月才挣2000多。”袁嘉慧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最贵的一只蟋蟀卖了2300元，听说其他好手逮的蟋蟀一只上千，一个月能挣三万多。
最开始逮蛐蛐的都是青壮年男子，如今，农村妇女们也成了主力军。家住位邱乡的左女士说：“夜里去地抓蛐蛐一个人害怕，我就跟村里其他4个姐妹结了伴。”记者在各个摊位上转了转，对于相中的蛐蛐，客商开出的价钱从5元、10元、上百元不等。村民们说，一般一晚上捉虫能挣个几十元到几百元。
客商们反映，延津蟋蟀市场这几年发展很快，这里不仅蟋蟀好，民风和治安也都不错，没有强买强卖的。对此，一位捉虫的农民说：“相中就买，相不中就算，花钱买如意！就算虫蹦跑了，俺也不会讹人家。”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交易市场，“延津蟋蟀”成了“名牌”
据王秋国会长讲，延津县境内的蟋蟀品种多、个头大、牙硬齿利、善搏斗，是全国三大产地的后起之秀，可与宁阳、宁津产地的蟋蟀媲美。在1997年上海蟋蟀协会举办的斗蟋友谊赛上，延津蟋蟀一举夺魁，从此名声大振，引来众多外地客商前来收购。
德士村是延津蟋蟀经济的“发源地”。上海的韩岳年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第一个来延津买蟋蟀的客商，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都来。“最开始住在老百姓家里，摆个方桌买蟋蟀，渐渐来的客商多了，便在德士村村外的郑滑（郑州—滑县）公路上形成了市场，这些年市场越来越大了。”今年，他带的上海朋友就有二三百人。“每年来延津买蛐蛐的就上海人多，今年有上千人。”
“蛐蛐儿就是‘百日虫’，我们买回去后调养到秋分左右，挑选出来好的，等到霜降再拿出来斗，一直斗到11月底。玩蛐蛐儿要会斗，刚开始先喂它吃五谷杂粮，斗前再喂它吃鲜虾、蟹肉，这样蛐蛐儿才有劲斗。”谈起斗蛐蛐，韩先生立马来了兴致，向摊前的村民们讲起了技巧。
谈话间，一位村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竹筒让韩先生“看货”，最终卖了10元。 苏州市蟋蟀协会的季新民说，他和延津蟋蟀“结缘”是近几年。“五六年前，我有两个朋友到河南来买蛐蛐，回去后给了我一批，斗下来狠得不得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到河南来了。”
“我以前一直去山东宁阳，但这两年那里的蟋蟀市场上常有白虫（人工饲养的蟋蟀）。后来听朋友说延津蟋蟀个头大，体格健壮，腿粗善斗。这几年在上海蛐蛐比赛中成绩不错，所以就转战河南了。”来自天津的王先生今年买了70多只蟋蟀，他每年玩蟋蟀要花费十几万元。
几年斗蛐蛐比赛中，延津蟋蟀善斗的“凶名远播”，韩岳年先生笑称，现在上海各大蟋蟀交易市场都挂有“延津蟋蟀”的大牌子，有的还写着“专卖”，成了“名牌”。延津蟋蟀不仅吸引了不少玩家，就连“蟋蟀大省”山东，今年也有四五千商贩，专门来延津收购蟋蟀，再拿到外地贩卖。
小蟋蟀带来大效益，
村民富了，人也“洋气”了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延津县地处黄河古道，特殊的生态环境，形成大部地域属于钙质壤土，良好的土壤和气候使得蟋蟀优良的基因能够繁衍传播。延津的蟋蟀不仅让捉蛐蛐的村民富了、腰包鼓了，同时也带动了延津县旅馆、交通、餐饮等行业，县城大街上随处可见挎着腰包的外地客商，每年的收购蟋蟀大军要在这里投下可观消费。
1997年，德士村村民董瑞印第一个抓蟋蟀卖出大价钱，他抓的蟋蟀在上海比赛中取得冠军。随后，不断有商客来延津买蟋蟀，他抓住商机，在德士村蟋蟀市场第一个摆摊卖蟋蟀用具，如今已经成了当地第一大户。出售蟋蟀用具加上捕售蟋蟀，每年能收入30万元左右。另外，他还自己参加斗蛐蛐比赛。
南宋村的县民俗文化协会理事樊英，把家里腾出8间房，办起了农家旅馆，今年接待了20多位买蟋蟀老客户，加上全家捕蟋蟀收入，一个月能赚5万多元。
记者在德士村蟋蟀交易市场上看到，有村民在路边摆摊卖烧饼、矿泉水，还有人挎着背包帮人修拉链、修背包，有村民专门帮客商换零钱，一百元抽取2元手续费。当地饭馆也成了外地人的“专用食堂”。
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退休的老教授酷爱蟋蟀，这几年每年八九月他都要约上朋友来延津，“我们是工薪阶层，连吃住和买蟋蟀，能投入两三万元，不像其他的上海老板，带着几十万来。”他说，住在农家院里享受了农村生活的宁静，呼吸新鲜空气，还能过把“蛐蛐瘾”，非常开心。
老仪门村支书李彦杰告诉记者，这些年村里人富了，开放的环境也让村民们思想大解放，开始追求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住房讲宽敞，吃饭讲营养，穿戴讲花样，家用讲高档„„”村里纠纷也少了。
蟋蟀经济持续大发展，
市场要规范
为开发利用蟋蟀资源，弘扬蟋蟀文化，使蟋蟀经济持续发展，2009年8月6日，延津县蟋蟀民俗文化协会应运而生，现有会员200多人。为了避免资源枯竭和保护当地蟋蟀品种，协会规定禁止贩卖雌蟋和幼蟋,禁止在大田以外的蟋蟀栖息地喷洒农药，以确保给蟋蟀生存、繁衍和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协会还印刷《蟋蟀的捕捉及鉴别技巧》，免费发给村民使用
2010年，该协会还远赴上海、天津、山东等地考察，请上海蟋蟀文化研究专家李佳春等人先后来延津讲课。“宁阳县委、县政府对蟋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了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每年举办‘中华蟋蟀友谊大赛’，组织开展‘中华蟋蟀研讨会’、‘宁阳名虫展销会’等系列文化活动。与延津相比，人家的交易市场规模更大，更规范。”
“今后，我们要加大对农民捕捉蟋蟀的培训，还要建立一支懂知识会经营的营销队伍，把我们县的蟋蟀产业越做越大。我们需要建立专业市场，使市场管理更加规范，使我们的蟋蟀交易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火爆，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效益。”王秋国充满信心地说，不仅如此，还要在延津策划举办蟋蟀文化节，发扬蟋蟀民俗文化。
年年秋天，年年喧闹。年年虫秋，潮涌山东宁阳。全国十万大军直逼宁阳，为
的是一个目的——收蟋蟀。
宁阳的秋天是沸腾的，虫季一到，火车超载，宾馆爆满，绵绵的青纱帐里人影闪现，村与村，镇与镇，几十万农民男女老少齐上阵，青纱帐里抓蟋蟀„„
宁阳因蟋蟀而闻名，农民也因蟋蟀而致富。
8月下旬，记者与上海几位收虫大户去了山东宁阳，所见所闻让记者惊诧，形形色色的抓虫人，形形色色的收虫人，演绎的故事都与蟋蟀有关，近似疯狂
的捕捉，又似痴狂的收买，这不啻是一年一次的绝杀„„
宁阳是火爆的，宁阳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蟋蟀王国”，这个“蟋蟀王国”
最终将在火爆中消亡。
又到虫秋，城市变得骚动，贩虫的，养虫的，斗虫的，一齐涌向宁阳，上
海开去的别克车队在宁阳刮起一股收虫旋风
对普通人来说，宁阳是陌生的，但对欢喜蟋蟀的圈内人来说，宁阳却是熟悉的。这些年来，宁阳在上海名声大振，宁阳几乎成了蟋蟀的代名词。 一入秋，蟋蟀叫，圈内的人心就禁不住骚动起来。排档上，饭店里，电话中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何时动身去宁阳。窗台上，阳台里搁得最多的是清洗一净的蟋蟀盆。各花鸟市场也改弦更张摆开一长排蟋蟀摊。贩虫的捷足先登挤着硬座去宁阳，斗虫的组成松散型“船队”携带巨款，开着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去
“威震”宁阳，养虫者则成为宁阳的独行客。
在一次所谓“市级模子”行前的碰头会上，记者忍不住惊诧，这些爱好斗虫的大款声称，金秋要开七辆别克轿车赴宁阳，仅收虫的资本金额就高达100万元。他们誓言要为荣誉而战。同时，他们还要带10多位经验丰富的蟋蟀养师驻地饲养，直至开斗才返程。这个庞大组织的指挥者就是人称虫界一怪的阿二。 时间已定，8月15日出发，“船队”一班人火车、轿车齐头并进，在宁阳各镇各自收虫，统一调养。记者决定与这些大户同行，再赴宁阳这个神奇的蟋
蟀王国探秘。
宁阳县位于鲁西南，北倚泰山，南近曲阜，据史载宁阳是历代进贡朝廷蟋蟀的取虫宝地，早就名列古谱。中国的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故斗蟋蟀，堪称“中
国一绝”。
近年来，养斗蟋蟀风行而起，而且越演越烈，随着上海土虫和杭虫的逐渐
消失，养斗蟋蟀的人将目光盯住了山东宁阳。
宁阳蟋蟀，素以个大色好，骁勇善战而闻名，古代就被誉为“江北第一虫”。
因此，这些年来宁阳变成了养斗者的圣地，每年入秋必去朝圣一番。 一位名叫祝富的民营企业家年届50，但养斗蟋蟀的历史已近40年，每年虫一叫，他就心痒痒。今年忍不住诱惑的他，决定全厂放假10天，自己带着司机和养师开着桑车直奔宁阳，可他不想在宁阳凑一份热闹，而是驻守在兖州郊外，
紧靠宁阳外围作第一道卖虫农民的拦截者。他
今年带去了3万人民币，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祝富这人很和善，记者与他也相熟，他从小喜欢蟋蟀，这几年也每年派人去宁阳收蟋蟀，至少要花去近万元虫本，可他双休日在家里自己玩斗，从不去外面参与蟋蟀赌博。今年他亲赴山东
收虫，而且又增加虫本投资，为的是玩个
尽兴，国庆一放长假，就可放情开斗娱乐一番。他承认这些年自己明显老了，
眼也有些花了，蟋蟀还能玩几年呀！
记者是坐火车前往宁阳的，离兖州还有两小时路程，记者收到祝富他们平
安到达兖州的电话。时值凌晨3点，他们竟不休息，准备立即去60公里外的王
因乡后侯村收蟋蟀了，真可谓心急如焚。
另一路开别克车的收虫大军也已于3点准时到达曲阜市的蟋蟀灯光夜市。据称那里一片喧闹，一公里长的街道两边已摆满了收虫的小桌子，收虫的上海人占到了六成以上，一片火爆。一转眼工夫总指挥阿二已收了一条三正朝上的“红沙青”，开价4千元，被他3千元拿下落袋。现在他们已打出了旗号，“要
发财，找阿二”，瞬间就被卖虫的山东人围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行情看好，只等后援部队火速赶去助阵。
整整12小时的奔波，凌晨4点列车准点到达兖州，整趟列车上呼地涌下几百个收虫的上海人，小小兖州站立刻热闹起来，打车的，接客的，又呼地消失在微微的曙色中。宁阳，泗店，古城，姚村，一拨拨，一车车都心急火燎地赶
往各自的圣地。似朝圣，更胜似朝圣。
又见古城村，当年的抓虫人已富了起来，楼房，彩电，摩托车，手机，全
副武装，富裕的他们已成当地赫赫有名的虫贩子。
凌晨5点30分，记者和邻居人称老仕国俩人一路直奔宁阳泗店镇的古城村。 老仕国年龄50开外，虫龄却足有40年。他虽然算不上收虫的大户，但他收虫斗虫的经验也可称得上市级模子了，提起斗蟋蟀的老仕国圈内无人不晓。因为他性格特别开朗，又人送外号秃头老顽童。今年他家里正碰到明珠二号线市政动迁，可他全然不顾谈判搬迁，也和船队们一起赶赴宁阳收虫，他讲今年
因动迁虫要少收点，收满5千元就打道回府过把虫瘾即可。
6年前，也是秋虫鸣叫时节，记者曾和老仕国他们一行6人到过宁阳古城村，那时就吃住在与他们相熟的农民小柳家里。初识古城村，这里便给记者留下难忘一刻，记者去厕所用厕差点被小柳家的大黑猪咬着一口，吓得记者惊慌直叫，直以为碰到发疯的野猪。那时的柳恒玉仅仅是每天戴着矿灯，手提撬杠，骑着破自行车，昼伏夜出穿行青纱帐里的撬子手（抓虫人的称号），住的也是三间破平房。一台破电风扇已是家中最高档的生活用品。晚上睡在他家闷热的厢房里，因有蟋蟀又不能点蚊香，蚊子像轰炸机一般轮番不停朝人偷袭，记者实在
无法入睡，只好在村*****的大街上坐到天亮。
今日又见柳恒玉，他显然已变得成熟和富裕起来。短短几年，家里已经鸟枪换炮，摩托车彩电冰箱应有俱有，家里的平房已改头换脸，焕然一新。这几年正是蟋蟀使他发达了起来。他因是家中长子，已花去了六七万元先后给两个兄弟盖起砖房并成了家。这位足足有20年抓虫历史的村里第一代撬子手，如今再也不去青纱帐，而成了远近闻名的收虫二道贩子。这些年仅凭他识虫的经验，一个虫季就足足可挣上二三万元，可称得上古城村的首富之一，令全村的男女
老少刮目相看。
因为出名了，这几年柳恒玉的虫界朋友也多了起来，目前他的朋友已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网络，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西达西安，但这些虫界朋友中，还顶数与上海收虫的人最哥们。因此，每年只要收到好虫，过第一眼的总是上海的老仕国和猫弟俩。收虫接近尾声，柳恒玉还会提着虫坐着火车赶到上海送
到哥们家里。
村里的人只要抓到好虫，现在总要在柳恒玉那里鉴定一下，只要柳恒玉出的价绝没有二话。旧友重逢，开口又是虫的话题，柳恒玉告诉老仕国，今年又
收了几条好虫，就等老仕国去验货。不一会儿专程从上海开车而来的猫弟拍马杀到，这圈子里的人也讲义气，因为猫弟要急着赶回上海上班，为此，柳恒玉把所有的虫统统让猫弟先挑选，老仕国甘愿在村口摆个小桌守株待兔。 清晨6点，天亮了，古城村也变得热闹起来，路两边摆开的小方桌旁陆陆续续坐满了各路收虫客。有天津的，有西安的，也有广州的，更有甚者，一位天津的残疾人竟然开着残疾车杀到了古城村。他向记者坦承，他是一个虫贩子，来一趟古城村待半个月，也足够挣回一年基本生活费，少说也有万把元，何乐而不为，苦点又算什么。只是短暂的半小时，古城村*****街四周已汇聚近百名
收虫客。
柳恒玉承认，这几年在村子附近已基本抓不到什么好虫子了，现在村里的抓虫人已包着拖拉机要跑到100多公里外的济宁和微山湖一带抓虫，男女老少半夜出发，基本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回到村里。一般的家庭，一个虫季少说也能挣个五六千元。不过抓虫实在辛苦，每年村里都有在抓虫时被蛇咬伤和遭雷击的人，可不管怎样也总比守着那几亩青纱帐收入高。除了蟋蟀，这里似乎已找不到其他发财致富的路了。这几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齐捉虫，就像当年打鬼子一样。像他这样懂虫识虫的第一代撬子手，现在基本上都成了二道贩子，再也不去吃这种苦头了。说话间，猫弟选中了柳恒玉手里一条三正六的红牙青，柳恒玉爽快地说，你随便给个价，猫弟二话未说随手就给了他2000元。 古城出好虫，古城也出有名的捕快，古城又有年轻的姑娘考上北大和清华，
还有刻苦攻读的博士生，古城的故事真不少。
中午1点左右，村口“突突”地响起拖拉机声，一辆辆满载着抓虫的村民，男女老少身穿迷彩服，满脸倦意地进了村。平静的摊位前又热闹起来，收虫的
在大声喊，收大的，快过来！抓虫的回道，大的少，小的要吗？
在抓虫的人群里记者发现了6年前曾相识的人称古城村第一捕快撬子手毛繁弟和刘德映。当年因为他们一个晚上能抓到一二百条虫，全村没一个能抓得过他们，因此村里的人送给了他们一个雅号“第一撬子手”，记者戏称他们为古城村第一捕快。多年不见，他们显得苍老许多，俩人不过30，但看上去已是
近40岁的中年人了。
这些年，小毛和小刘都盖起新的楼房，300平方米的楼房就住着小毛一家四口。平心而论这几年还真是蟋蟀让小毛富裕了起来，要说仅靠家里的四五亩责任田，种上这点玉米花生又怎能糊上一家四口的嘴。一个虫季下来能挣个一二万元小毛已知足。他是1993年开始学会抓虫的，在村里也算有些工龄了。这些年，他抓到的最好的一条虫卖了2000元，也是卖给上海人的。上海人有眼光，
也真能出大价钱。
小毛在村里是有点手艺的，他自学了修理家电，前些年在县城宁阳一家公司当家电修理工，后又自己干过个体，但那些年并没有让小毛富起来。自从抓了虫，他也就再也不修家电了。不过到了虫季，村里有人碰到家电坏了，他还
会上门帮个忙，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
小毛的女儿读书不错，五年级的孩子虽然暑假在家，可小毛不让女儿去抓虫，他只希望女儿读好书，将来像村里的哥哥姐姐那样考上清华北大，好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将来千万不要像父亲那样以虫为生。因为抓虫辛苦，这几年虫
也越捉越少，越捉越远，小毛从去年开始丢
弃了第一捕快称号，干起收虫的二道贩子，已在凭经验吃饭。不过，他收虫与众不同，是半夜与村里抓虫的人一起到百里之外，坐在地头，即算头道虫贩子。
刘德映也是古城村人，他家紧挨在济兖公路边，一幢崭新的楼房在路边拔地而起，极为显眼，一眼可看出，他家很富裕，厅里放着切面机，平时干着切面工场的买卖。谈到抓虫，小刘禁不住一声长叹，凌晨2点出发，第二天下午回村，只吃中午一顿饭，渴了没水喝，晚上一身露水，白天浑身汗水，回到家双腿几乎迈不开步。如此辛苦的一天，有时还抓不到一二十条虫。抓虫太危险，开着拖拉机闯青纱帐，翻车是经常的事，碰到蛇更是家常便饭，电闪雷击都无处躲藏。去年邻村就有个年轻人在青纱帐里眼睁睁地给雷电劈死。送葬的那天，全村抓虫的人都来了，看到丢下的孤儿寡母，村民纷纷捐出了自己抓的蟋蟀，算是一种特殊的捐助。小刘当年抓虫时就曾被毒蛇咬过，总算命大，在公路上拦了一辆汽车送到县医院才捡了一条命。这些年抓虫抓怕了，所以干脆也做起贩虫的二道贩子。这两年他贩得不错，一个虫季也能挣个万把元，贩虫全凭经
验和运气。
古城是记者熟悉的，古城瞬间又让记者感到陌生起来。抓虫如此辛苦，为何村里的男女老少还会前仆后继去围剿青纱帐？村里的喇叭在高喊，蟋蟀只能
抓公的，留下母的，可村民们仍把母的蟋蟀当街贩卖。
顶着烈日，记者来到当年曾采访过的刘洪泉的家，当年他两个女儿在读初中，父亲为了女儿的学费每天拼命抓虫，两个女儿利用暑假关在家里温习功课。六年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如今何在？进入院门，刘洪泉似乎还能认出记者，他兴奋地告诉记者，昨天刚刚接到山东大学寄来的两个女儿双双录取的通知书。这六年来女儿的心血总算没白费。她们不爱虫，学费一半是靠奖学金获得的。
这算是村里的又一种骄傲。
但兴奋之余，刘洪泉又告诉记者，别看这几年村里男女老少一到虫季都像发了疯似地去抓虫，可村里每年还没少出大学生，去年就有考上北大和清华的。就像离小柳家不远的小娟，每年暑假都去地里抓虫，她每年的学费是靠自己抓
虫挣来的。
嘿，去年她竟还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有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孩子，每年放假回来，也帮父母一起去抓虫。他跟父母这样说，没有虫，这几年
他说什么也读不起高中和大学，更谈何攻读博士。
抓虫卖虫的孩子也能考上名牌重点大学，这块土地还真有点灵气，出虫，
也出人才，刘洪泉讲到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古城村故事真不少，但似乎都和虫有关。
远处一位送信的乡邮递员骑着摩托急驰而来，一路上在高喊，古城村又有
一个考上了状元———上海理工大学。【宁阳捉蟋蟀】
收虫的，卖虫的，贩虫的都为之一阵欢呼。
古城村孩子考上状元的消息传开，不知何故个个比卖出一条好虫和收到一
条好虫还要高兴和振奋。这就是古城村用虫演绎的一个新故事。
宁阳产虫，盛唯泗店镇。这里的农民一年之中有两个节日———春节与“秋
节”。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秋节”过得虽不似春节舒坦，但绝对比春节丰腴而且实在。汹涌而来的外地客商鼓囊囊的腰包刺激着他们发财的欲望——毋庸置疑，来宁阳的，哪个不带上万儿千八的。据泗店镇宁镇长说，泗店作为全县最大的蟋蟀交易集散地，从90年代初即形成市场，规模逐年壮大。每天凌晨5点半以后，交易即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10时左右，沿穿镇而过的一条公路绵延5公里，甚为红火，一天下来，仅蟋蟀交易就是百十万元，一个季节下来，就有
两千多万元。泗店人口有42000人，人均近500元，相当于全年种地的收入。 宁阳产虫，盛唯泗店，因为爱虫，连接起四十年的友情纽带；因为爱虫，编织起千里姻缘，聚鑫园饭店竟然成了上海虫友的聚会点在泗店，几乎90％的农民从事抓虫的行当，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般家庭能收入1万元。有些有头脑善经营的，除了抓虫贩虫还从事着与虫有关的第三产业，镇上有3000多家提供餐饮住宿的旅馆饭店，有2000多人搞交通运输、卖捉虫工具、纪念品及瓜果点
心矿泉水，就是专门在集市上换零钱的，也有上百人。
近年来，泗店镇已把开发蟋蟀资源作为振兴当地经济的战略来抓，镇里也成立了蟋蟀协会，组织协调蟋蟀的开发，保护和销售活动。同时，他们还在杨村划出三亩农田，进行蟋蟀的开发试验，经常聘请中科院、上海、天津等大专
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行家能手来调查指导。目
前，已形成了以古城为中心辐射邻村的蟋蟀繁衍生息地100多平方公里，品种达三大类近百种，日上市量4000多只。这些虫远销天津、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哈尔滨等十多个城市，有的还销往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和东南亚各
国。另据去年63岁的上海市蟋蟀协会顾问
沈宝法先生来该地后介绍，1989年和1991年他选购的古城“大翅子”和“定剑
刺”蟋蟀，打遍天下无敌手，蝉联了两次全国比赛冠军。
近十年来，因为有了第一个天津的收虫人，从此人们认识了泗店镇，也因为10多年前有了农民王作民带了40条虫进沪拜师，师从上海金小龙和陈散德，才打开了又一条致富的通道。老师们不但授艺王作民，还帮他售虫，王作民搓着龟裂的大手，数着以前连想不敢想的钞票，40条虫竟然卖了三四千元。消息
传回宁阳，人们为之轰动，自此泗店掀起一股“虫经济”的热潮。 原本贫穷的泗店镇仿佛突然找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大金矿，沉寂的青纱帐里立刻人头攒动，小镇瞬间变得火爆起来。下午记者曾经过泗店，烈日下这里一只只摊位前均坐满了收虫人，边上围满了卖虫人，场面可称空前绝后，挤迫
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这里的交易均是你情
我愿，绝没有半点吵闹声。谁收了条正色的好虫，呼啦一下就有人围上一睹为快。也许今年虫是小年，收虫的人在埋怨，卖虫的也在叫屈。泗店镇上猛一下
承载起数万收虫大军，记者断言，收虫客远比捕捉到的蟋蟀多。
这种人头攒动的盛况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下才逐渐散去。夜幕下，小小的泗店镇又呈现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家家饭店客满，只只排档火爆，近一公里长
的中心街几乎成了排档夜市，气势宏大，可谓壮观。
夜幕下，上海收虫的大户收工后相约来到泗店镇，一辆辆豪华轿车齐刷刷
地停在了镇上的一家聚鑫园饭店的街沿下。
总指挥阿二是从曲阜灯光夜市赶来的。祝富一行开车也从兖州特地赶来。
这里的常客大阿福为远道而来的上海兄弟专程接风洗尘。
整整一天一夜的劳顿，还真没吃过一口热菜热汤。大碗的白酒，大盆的菜摆上桌，上海收虫的朋友仍在一拨拨赶来，无奈之下大阿福只好在边上另摆上两桌，三十多人凑在泗店的聚鑫园，还真有点像梁山泊好汉聚会豪情冲天。 三杯白酒下肚，一个人称建国的收虫人竟然抱着大阿福热泪盈眶起来。 原来建国与大阿福已有近三十年的友情，这友情的初始仍是一个虫字。建国曾是个江西知青，他与大阿福从小欢喜虫，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俩仍在一起偷
偷地抓虫斗虫好快活。
这一年建国抓了一条白牙青，连斗数场场场得胜。可江西生产队一纸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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