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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给崔永元时，他们的车正在穿越隧道。距离似乎消弭了人们印象中那个永远耿直犀利的主持人印象，电话另一头的崔永元态度谦和，有时候信号中断，他会很有耐心地重复回答，方便我们跟上话题。
今年崔永元54岁，再次创业开影视公司，他拉上了自己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拉近网娱集团首席策略师许钟民。许钟民比崔永元小两岁，经历却同样传奇，从京文唱片创始人到潮好味老板，曾身处风口浪尖，东山再起后转战影视文娱领域，将中国风情秀《PANDA!》带上拉斯维加斯的舞台。
两人成立的公司叫“大早晚集”，名字是崔永元起的，颇有些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意味。“我从80年代开始做记者，2002年又开始做口述历史，大概累计采访了上万人”，崔永元说那时候还没要做故事库的想法，只是经常讲给周围朋友听，有时候别人拍电视剧，也来他这儿寻找真实素材。
日子久了，崔永元慢慢萌生了把这上万个故事拍成电影的念头。“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些故事二度创作的版权，还有一部分是当时我们做采访时，受访者给了我们艺术再现的版权。当时没给的，现在我们在和他们或者他们的儿女联系取得版权。”
合伙成立影视公司，崔永元用5分钟就“搞定”了许钟民，后者对崔永元说故事的能力深信不疑。“他认为是好的故事，都不会差到哪里去”，提起老崔，许钟民眼睛就亮起来了，“整理出来的这些故事，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崔永元是自己深入去接触的，我改天一定要让他和你们聊聊。”
如今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已经不再稀奇，有《亲爱的》《湄公河行动》等珠玉在前、韩寒的非虚构写作团队“ONE实验室”也声名在外，此时再做电影是不是真的赶了晚集？
“可能是有点晚，”老崔嘿嘿一笑，不急不缓。
崔永元
《冈仁波齐》票房过6000万，我特别兴奋
影视行业永远缺少好内容，这次崔永元带着上万个故事入局，自然让市场趋之若鹜。据娱乐资本论了解，目前已经有6个项目陆续进入到剧本开发和选角阶段，有一部老崔最喜欢的，他会亲自担任电影监制。
其中还有个故事，来自2000年的一期《实话实说》：在海边开民宿的河北农民郭文香，30多年来从大海边上“捡”回120个跳海人，有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有吵架闹不和的小两口，不管寻短见的原因是什么，郭大姐都热心帮忙，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大早晚集将与麦特文化一起开发郭大姐故事的电影。崔永元告诉娱乐资本论，他自己也在做郭大姐故事的话剧剧本，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请宋丹丹来演，“其实不想把它做成一部纯喜剧，但可能主演自带喜剧效果吧，”他笑起来。
“以真实原型为背景的电影，肯定比瞎编乱造的要好。所以故事库启动后，大家确实特别感兴趣。”崔永元说，目前整理并注册版权的100多个故事，大早晚集和许钟民的拉近网娱会开发一部分，大多数则进行开放授权。
老崔很希望能给其他导演尤其是年轻导演提供更多机会。“我们采访的这些对象平均年龄85岁，他们的经历可能是现在二三十岁做电影的人从来没经历过的。虽然从故事到电影是很复杂的二次创作，但能有一个好的故事基础，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
如今，大早晚集也搭建了自己的创作团队，专门开发故事库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剧剧本。当问到如何判断改编可行性时，崔永元回答的理由特别简单：“就是自己特别喜欢。我把它当作故事给人讲，至少讲过50遍以上。”
在崔永元看来，大早晚集虽然不像那些老牌影视公司有丰富的制作经验，但新公司也有新公司的好处。他谈到一个名叫《34天》的故事，讲述一个青年矿因为煤矿瓦斯爆炸被困井下。在漫长的34天里，他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支撑他活下来的念头，是知道未婚妻还在上面等他。
“我们做这部剧的时候，特别想做成一部电影剧。”老崔描述这种形式为，既可以在舞台银幕上看到情节，也可以看到演员在舞台上现场表演，现实与光影无缝对接。不太拘泥于条条框框，勇于创新，是崔永元对于这家公司的定位。
看到最近上映的两部电影，老崔心里挺高兴。一部是票房突破12亿的《摔跤吧！爸爸》，另一部则是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
“刚开始看几分钟，我就觉得心潮澎湃。你会很快忘记它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到底讲得是什么故事，那些雪山、牦牛、朝圣人的表情，一下子就把你带进去了。像这样的电影能有6000多万，我特别兴奋你知道吗？”老崔说，“就好像那票房都是自己的似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早晚集的作品风格也要偏文艺，但老崔觉得，中国电影的文化多样性让他看到希望。“我们的市场应该出一些有价值的、表达方式不同的电影，都是一种那就没有意思了。”
许钟民
现在的电影行业，很像90年代的音乐界
“实话实说、电影传奇、口述历史、小崔说事......我认识崔永元快30年了，从认识他开始，他就一直给我讲故事。”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许钟民谦虚地称自己为“生意人”，而崔永元在他眼中才是真正懂电影、懂内容。
北上创业30多年，让来自潮汕的许钟民早已没有了与人喝茶寒暄的习性。在拉近网娱的会议室，他以两瓶矿泉水招待了我们，然后爽快地直奔话题。
作为老牌音乐公司，京文唱片在世纪之交时曾以制作发行国内原创音乐和海外流行音乐叱咤风云多年。后来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许钟民逐渐淡出文娱行业，直到2013年重新嗅到市场的发展机遇，才决定“蹚一蹚浑水，”他笑称。
许钟民的拉近影业和稼轩环球影业，是拉近网娱集团下的影视投资制作公司，前者投资风格相对激进，后者则更注重稳健开发，前期以参投为主。
2016年初，刚成立一年的拉近影业公布了15部影视作品片单。但一年过去，除了《不速之客》、《问题餐厅》等，不少项目没有公布进展。
许钟民告诉娱乐资本论，拉近在有意识地放缓电影开发节奏，今年下半年主投的网剧《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和电视剧《她很漂亮》会播出，电影方面参投了《真三国无双》《迷航昆仑虚》《欧洲攻略》等，但基于市场预判，主控项目都会十分谨慎，唯一出手的重磅IP是《藏地密码》，“要弄就弄个大的”。
他并不讳谈拉近影业近年的业绩不够理想，一方面是整个电影市场大盘的趋冷，另一方面“我们肯定也犯了很多错误。”许钟民感叹，“比如像片单发布会，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肯定不做，但当时我们做了，这些是要自己经历过才能够有反思。我这个人从来是想清楚了就干，在干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这可能是性格问题。”
如今的影视行业，让许钟民想到90年代的音乐行业，资本和人心浮躁，作品随波逐流，一个题材火了都想趁机收割，最终落得扎堆死一批的惨淡结果。“有时候走进电影院，都不知道这片子想表达什么，”许钟民一开始也纳闷，“中国电影肯定有问题，硬件那么好，资金又不缺，观影人数也多，为什么还弄成这样？”
去年和崔永元见面聊天，老崔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如今的电影缺好故事，真的也给拍成假的。”饭桌上许钟民问起崔永元之前整理过的故事，两人一合计，都觉得应该把这些故事开发出来，当做影视制作的素材源泉。
“好多电影都是从网络文学里来的，多少局限了电影的类型。像《萨利机长》、《辛德勒的名单》这些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其实很感人。”许钟民觉得，比起别人递到眼前千篇一律的剧本，大早晚集开发的故事“可能不一定都有市场”，但至少有很多题材可以去选择，也更加真实。
“音乐时代我也是交了很多学费，然后我迅速调整做原创，就起来了。现在不能说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这是许钟民的预判与反思。“我自己觉得一部好电影，好故事是基本，当然还有再加上好编剧、好导演。”
超过三十年的“聊友”
与崔永元和许钟民聊天，会感到这两人身上某些异曲同工的个性：性格直爽，对于看不惯的现象有一说一；喜欢刨根问底，甚至有些“轴”。
许钟民和我们谈起《实话实说》中最打动他的故事：一位云南老农家的牛无意间进了村长的牛圈，结果要不回来了。老农把村长搞到乡村法庭，但愿意为村长作证的人多。一审败诉后，气不过的老农听说省城有DNA鉴定，卖掉房子也要为自家的牛做检验，并最终赢回了牛。
农村的荒诞现实，以及中国新一代农民的科学法制意识令许钟民津津乐道，“我当时就跟崔永元说，你应该把这个拍成电影。”
这老农的脾性，似乎也正是许钟民和崔永元的心理映射。当然他们不会这么认为，至少觉得对方比自己“轴”。
“崔永元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特别正确的人，”许钟民总说老崔忧国忧民，“他做食品业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想证明一下自己。但老板靠谱，供应商不一定靠谱.....”他欲言又止，“总之我劝他你别干了，去干一些更靠谱的事情。”
许钟民在崔永元心目中，则是一段传奇。“大概85、86年那会儿，我在广播电台时就认识许总，那时候他还在创业，只有10平米那么一间屋子。”老崔回忆中感叹满满，“他从一个对音乐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就是卖录音带，成为了一家大的唱片公司老板。”
两人老在一起聊天，一聊聊了超过三十年。换做是别人，锐气早被磨平，但这两位“行业老炮儿”却依旧不减当年的意气风发。
河豚君问老崔，有没有想过把许钟民的故事开发成电影，老崔觉得靠谱，许钟民却连连摆手。不过同样的问题落回到自己身上，老崔也谨慎起来：“可能电影里会有一点线索或影子，但自己的真人真事没什么好拍的，波澜不惊。”
对年过半百仍愿扎入影视海洋的他们而言，还是埋头干事要紧，功过交予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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